自1945年以来，还没有人被原子弹蓄意杀死。尽管自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超级大国建立了大量兵工厂，但是70年代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对苏联进攻欧洲的最初反应还是要求放弃战术性核武器，双方都认为核战争是“最坏情况的”灾祸。其它二三个拥有原子能力的国家也有此同感。
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较大的核武器激增的时代，每个主要地区都或许会有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国家拥有原子武器。其中一些国家会紧紧地控制他们的武装部队并统治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他们极其相信核力量是“终极威慑力量”。但是其它的国家，一些拥有分布广泛的人口，另一些拥有控制松散的军队，也许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且，核武器不会一直作为大规模毁灭的唯一标志。几个富于侵略性的国家已显示出了发展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兴趣，这些武器费用小而且易于运送。
就军事方面而言，冷战后的世界相似于其它取得巨大胜利的重大冲突后的形势：伴随着“邪恶”帝国的灭亡，由于过分自信而情绪高涨的感觉为“和平分利”制造了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宣布，“为了拟定作战部队的估计数，应该作这样的假设，在现有的任何时期，十年内将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直到1932年，这个“十年规限”才被取消，1937年，它被彻底废弃。对于西方领导人来说，就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和帝国日本出现的时候，推测冷战后十年或这么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另一次重大的战争发生，是十分轻率鲁莽的。西方要面对另一次重大的军事威胁的可能性也许不会马上出现，但它也不可能永久消失。
西方所面对的国际安全受到威胁的数目和性质正在增长。一方面，战争的传统起因———诸如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和独立斗争———还存在着。另一方面，新的威胁也已出现：国际恐怖主义（这已引起了美国军队对一个有共谋嫌疑的国家———利比亚的进攻）、毒品贸易，世界上许多地区因不受控制的人口数量的发展和农作物产量的减少而造成的对土地和海洋资源逐步加大的压力。任何一个对国家的昌盛、繁荣、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和平所进行的挑战，都可能很快被看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而成为导致战争的潜在因素。
除了军事技术的不断提高外，常规部队看来可能会同先前一样在许多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上展开行动（尽管福克兰群岛战争和海湾战争都例证了这一点，但是一旦需要，即便是荒凉地区也会成为战场）；而这样的地理上的浓缩，戏剧性地简化了为战争制定计划的任务。但是，目前西方军队所使用的监视系统却提供了一种能对抗此类意外的具体化威胁的空前的安全保障。在海湾战争期间，侦察卫星监视着敌军的行动，精确地测定出军事设施的位置，并且表明遭受破坏的等级，早期的警报卫星会提前通知即将发生的攻击；通讯卫星则使总部能与各行动单位间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而气象卫星能为每一次初始行动预报最适宜的天气条件。尽管“抵触”、“迷雾”和战争歧义总能损害这类大宗资料的适宜使用，但是对于拥有者来说，全副监视装备已基本上减少了出现战术意外的机会。
但是这些一流的系统，就像所补充的武器那样，需要巨额费用。西方作战方式的未来以及这种作战方式所保护的西方生活方式，最终依赖于两件事情：处理国际危机并阻止其演变成结果总是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的持续能力；对不会立刻明确的危险进行防卫或付出代价的持续意志。关于第一点，主要危险在于西方（或西方化）国家会重复过去常犯的错误———本世纪犯了两次———忙于彼此间采取战争行动，相互使用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关于第二点，西方作战方式已逐渐依赖于两点。一方面，必须有使用武力的愿望，即便不可避免地包含损失，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公元1965－1973年）以至对索马里的入侵（公元1993－1994年）都因公众对伤亡的抵触态度而变成严重的妥协。在这些约束下，即便最有力、装备最完善的军事设施也只是虚张声势。另一方面，必须愿意为有效的、胜利的防卫机构提供资金。一位英国政治作家汉普登在1962年简洁有力地表述了此点：
大量的资金，是战争的力量源泉，也是其它事业的力量源泉。我们以高价获得的经验已教会我们：巨大的税收是维持陆军和海军所必需的，而这些海军、陆军对于我们的安全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也保卫着我们的宗教权和民权；金钱使我们达到这些目的，从长远观点看，不会被想到的是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对西方社会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如在17世纪90年代一样，谁付出和为什么付出，同谁作战和为什么作战几乎一样重要，这乃是真理；也许两者间一致的前景才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未来，至少一定程度上会十分持久地依赖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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